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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40)外祖父家的基本狀況2018-10-26 19:20:10

天翻地覆六十年(孟凡生回憶錄40)
*三章  我家的身世
*十節  外祖父家的基本情況
薊縣人通常稱呼母親的娘家為“姥家”,稱母親的父親(外祖父)為“姥爺”,稱呼母親的母親(外祖母)為“姥姥”,對母親的叔叔和大伯則依照其在弟兄中的年齡排序,分別稱呼為大姥爺、二姥爺、三姥爺等,對母親的嬸嬸和伯母則以其丈夫的排序分別稱呼為大姥姥、二姥姥、三姥姥等。
我母親劉鳳霞的娘家是薊縣洇溜鄉王莊子(后改名富王莊),位于縣城西南,距城里八華里(四公里),東側和北側與城關鎮的何莊、辛莊子、西大屯等村接壤。這個莊不大,1980年“散社”前只有二個生產隊,六七十戶人家,三四百口人。耕地的土質較好,糧食的產量比較高,社員們的生活比較富裕,所以那年代才改名“富王莊”。2012年,這個村被列入薊縣新城規劃的范圍之內,全村農戶先后拆遷,搬進新區住樓房,這個村和附近的城關鎮的幾個村莊一樣,都逐漸消失了。
(一)外祖父家族的傳承情況
別看我姥家這個村的名字叫王莊子,其實全村只有劉、張兩大姓氏,沒有其他姓氏。據說早年是姓王的人家在這里開辟的村址,劉、張二姓是后來置買的王姓人家的財產,逐漸發展起來的,而王姓人家不發旺,男丁人口漸少,后來沒有傳人了。
其實,劉張兩姓人到這里落戶的時間也不太長遠,老劉家到我外祖父那輩才是*三代。我外祖父的爺爺是自己到王莊子來的,在這里娶妻生子。到外祖父的父親那輩是親哥四個,這就形成了劉姓家族的“四大門”。到我外祖父這輩的堂兄弟們是哥九個,他們的弟兄排行是統一的。到*四代——也就是我舅舅這輩,同一個曾祖父的弟兄二十多人了(各代的女孩子未計算在內),雖然弟兄們還沒出“五服”,但是這“四大門”已經單獨排行了。小時候我隨母親住姥家時,見到大人就要打招呼,讓我稱呼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、“三姥姥”的都有,但沒有重復的稱謂。可是,我舅舅那輩人中就有重復的稱謂了。如我稱“大舅”的就有三個,劉瑞、劉真和劉功,其中劉瑞是我母親的親哥哥,劉真和劉功都稱我母親為“二姐”。不記得劉真是哪位姥姥的兒子了,只記得我稱劉功的母親為四姥姥。到了*五代——也就是我的表兄表弟這一輩,人口就更多了,不細算誰也說不準了。
我姥爺是“大門”的,他們這門只有弟兄兩個,包括我姥爺劉尚達(在哥九個中排行*五)和老姥爺劉尚叢(1912——1992年,在哥九個排行中為*九)。
我姥爺劉尚達,生于1888年,病故于1946年,享年59虛歲。我姥姥劉康氏(城南馬圈頭村娘家)生于1889年,病故于1942年,享年54虛歲。
我姥爺姥姥結婚后,于1905年生我大舅劉瑞,(富王莊村農民,生于1905年,病故于1980年,享年76虛歲);1909年生我大姨(少年病故,無大名);1913年生我二舅劉榮(富王莊村農民,生于1913年,病故于1993年,享年81虛歲);1924年生我母親(薊縣城內西北隅村農民,解放后取名劉鳳霞,生于1924年,病故于1977年,享年54虛歲);1927年生我老姨(薊縣官莊鄉西后子峪村農民,解放后取名劉素珍,生于1927年,病故于2013年,享年87虛歲);1930年生我老舅劉增(1930年至今,北京市離休干部)。
我大舅劉瑞只有一個兒子劉文良(1933——2003),劉文良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。
我二舅劉榮有五個女兒、一個兒子劉文棟(1951——今),劉文棟有二個兒子。
我老舅劉增有五個女兒。
在舊中國醫療事業不發達,平時不講檢查身體,得病后只能請中醫把脈、扎針、拔罐、或者熬草藥湯子喝。有些慢性病請中醫治療還可以,遇到急病中藥就不如西藥效果好了。加上人們生活水平不高,缺乏保健食品,許多人營養不良,所以壽命都比較短,尤其是男性因體力勞動強度大,壽命更短。我小時候住姥家時,我姥姥那輩的九個“姥姥”中,被稱為“大姥姥”、“二姥姥”“四姥姥”及“老姥姥”等多數的姥姥都健在。可九個姥爺中只剩三姥爺劉尚庸和老姥爺劉尚叢了,劉尚叢病故于1990年,是他們那輩人中離世晚的。
我的舅舅和妗子們那代人都趕上了新社會,生活比以前提高了,壽命也延長了,其中我二妗子享年88歲,比我姥姥他們那輩人要幸福多了。
可惜的是,還沒等我出生,我的姥姥和姥爺就已辭世,這也是我的一大遺憾。小時候聽母親說,我姥姥就是在54歲那年(1942年)因為得了急性痢疾,大概是腸胃急性發炎,腸子擰個兒,肚子疼的厲害,一天拉許多次稀屎,后來就拉綠水,吃了中藥也沒管事,不幾天就折騰死了。我姥爺平時身體挺好,沒感覺有什么病。59歲那年(1946年)秋天,一天上午步行到薊縣城里趕集,下午一點多才回到家里。在家吃些鍋里溫著的留給他的午飯,又去村西場里看人家摔花生,還吃了點生花生。大約下午四點回到家里,拿起笤帚打掃院子,剛掃了一半,就突然摔倒在地,緊咬牙關,停止了呼吸。他的妹妹,也就是我母親的姑姑當時正在屋里做針線活,聽見院里噗咚一聲,立即下炕,到院里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上,“大哥咋啦?”“大哥醒醒”的怎么呼喚也沒有反應。現在看來,我姥爺大概是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死的,如果平時能夠做心電圖檢測,查出有冠心病的癥狀,及時治療和預防,也許不至于突然死亡。我姥姥患的急性痢疾,現在根本不算什么大病,注射點氰鏈霉素或是吃些合霉素、氟哌酸之類的抗生素藥物就行了,根本死不了人。
(二)外祖父家的經濟生活狀況
我姥爺和我的三個舅舅小時候都沒念過書,我母親她們姐妹三個都是從小學習做針線做家務,自然更沒上過學了,全家人都不識字。我大舅劉瑞、二舅劉榮從小就在家里務農,一輩子沒離開莊稼地,我老舅劉增也是從小務農,1947年參加解放軍后在部隊學文化,才算個識字的人。我姥爺姥姥和大舅二舅大妗二妗,都是老實本分的莊稼人,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北方農民。
在小農經濟時代的舊中國,農戶們之間的經濟差距是隨時產生的。
我姥爺的祖父在世時,家境一般,靠耕種土地自給自足,相當于中農的樣子。
到我姥爺的父親那輩,四個同胞兄弟,分家單過時,分得的家產是一樣的,房子和土地都是一般多,也都可以自給自足。
但是到我姥爺那輩,一爺之孫的堂兄弟哥九個就不一樣了,出現了貧富差別和兩極分化。
我姥爺在世時,與堂弟劉尚庸合住在一個三進(三層正房)的四合院,也就是縱深型大宅院里,前面的一層四破五正房是劉尚庸家的,后面的前后兩層四破五的正房,是我姥爺家的,每層正房的前面,還有東西配房,都是普通的磚瓦房,院子外邊有“場”(打軋晾曬莊稼用的空白地),有豬圈和碾棚(兩間敞篷廂房,里面有碾子和磨)。家里養著兩三頭豬和十幾只下蛋的母雞,但是沒有牛驢等耕畜。村邊有塊菜地,還有十幾畝土地,種植小麥、玉米、高粱和豆類作物。那時沒有科學種田,土地產量低,平均一畝地產二百多斤糧食,除去交公糧尚可夠自家食用,沒有多少余糧可賣。莊稼秸稈主要用來燒火做飯,一部分作物的枝葉可以作飼料喂豬喂雞。菜地種的菜地里的蔬菜主要為自家吃,春夏秋三季吃小蔥、韭菜、菠菜、黃瓜、豆角、茄子、南瓜、冬瓜、角瓜等季節性蔬菜,冬季只能吃秋后儲備的蘿卜和大白菜了。當然也有的人家把黃瓜、豆角、茄子等腌制起來或用水煮半熟后晾曬成干菜,留著冬春季節食用。總的看那年代既沒有暖棚蔬菜,也沒有冷藏蔬菜,北方冬季和初春的新鮮蔬菜品種是比較單調的。
我姥爺家和許多小農家庭一樣,除了燒柴、吃糧食和蔬菜不用花錢買,作衣作鞋用布料,平時做飯需要的油鹽醬醋等調料,過年過節吃的豬肉、魚蝦等,也需要花錢購買。家里的現金收入主要是賣豬賣雞蛋,因為過去沒有專門的養豬場和養雞場,市場上的豬肉和雞蛋都來自農民家。那時農戶養豬不為自家宰殺吃肉,而是賣給屠戶,養雞下蛋部分自家食用(過年過節和來客人及自家人生病時才舍得吃雞蛋),大部分趕集時賣給城里人食用。雖然每年靠賣豬賣雞蛋收入的現金并不多,但是那是老百姓穿的衣服鞋襪以及炕上鋪蓋的被褥都是粗布的(官員、貴族和財主們用綾羅綢緞),價格便宜,而且是新三年、舊三年、縫縫補補又三年,花不了多少錢。那年代農戶吃的植物油都是用大豆、花生和芝麻來換,而且油鹽醬醋等調料需要的也不多。因為過去農家除了過年過節外,平時不炒菜只熬菜,只放鹽不放油或者放很少的“浮油”(不放底油“嵌鍋”,只在菜湯表面放一點點植物油),一瓶香油可以吃一年。花椒大料醬油醋等用的也不多,所以也花不了多少錢。
因為過去不講科學種田,地里的農活也不多,家里的土地由我姥爺、二舅為主耕種,我大舅給本村大伯(我姥爺的堂兄)劉尚禮家扛長活(當長工),每年掙些工錢也可補充家用。所以,土地改革時,我姥家的成分是“貧農”,而被我稱為大姥爺的劉尚禮家則定為“地主”。此外,在我姥爺這些“尚字輩”的九大家中,也有的被定為富農、中農和下中農。
小時候常聽我母親講述她娘家的情況,按照她所謂的傳統說法是,老劉家四大門的老哥四個剛分家時,本來的富裕程度是相同的,那幾戶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家,是頭腦聰明,出文化人,是能掙錢會過日子,所以才置買的土地多,蓋得房子好。像我姥爺這些混窮了的人家,是沒文化沒本事,過日子不會算計,只會“土里刨食吃”,除去種莊稼掙不來別的錢,所以才受窮。可是共產黨是替窮人撐腰的,土地改革中混闊了的人家倒霉了,窮苦人家樂了。土地改革中被定為地主成分的劉尚禮,就被貧農團的群眾亂棍打死了,多余的土地也分給窮人家了。
外祖父他們劉姓家族的傳承分化情況,表明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中,優勝劣汰的競爭現象也是存在的。經過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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